乡村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石，长治市乡村地区人口结构与教育资源布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正经历着量变到质变的深刻转型。通过对长治市2020年至2024年五年间所有涉农村居委会的统计数据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持续背离、留守群体（妇女、儿童、老人）结构性变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小学、幼儿园）的布局调整。
一、 人口流动：日益扩大的“剪刀差”与乡村空心化
五年间长治市涉农村居委会的统计数据呈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乡村常住人口正在以远超户籍人口的速度持续、急剧地减少。
（一）户籍人口缓慢下滑，长治市涉农村居委会人口总量从2020年的269.4万人降至2024年的262.1万人，五年间减少约7.3万人，年均降幅约为0.5%。这一下降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及户籍迁入迁出的综合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常住人口断崖式下跌：常住人口从2020年的245.8万人骤降至2024年的219.6人，五年锐减26.3万人，年均降幅高达2.1%。这一降幅是户籍人口的四倍之多。
（二） “人口剪刀差”的扩大，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值，即理论上净外出流动人口，从2020年的约23.6万人急速扩大至2024年的约42.6万人。这把日益扩大的“剪刀”形象地勾勒出乡村日益“空心化”的严峻现实——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持续不断地离开乡村，奔赴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使得乡村的社会主体逐渐转变为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的“993861部队”。
宏观人口的变动是引发后续一切变化的总根源。
二、 留守群体：数量结构变化与困境的分析
在人口外流的大潮中，留守群体的面貌并非一成不变，其内部结构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演变。
（一）留守儿童：人口绝对数与结构占比双双下降
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数量从2020年的7303人下降至2024年的5606人，降幅达23.2%，大大高于常住人口10.7%的降幅，说明在绝对数量减少的同时，其人口占比也在减少。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以下几方面：
1、 政策驱动力：户籍与教育制度的改革。近年来， 国家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并大力推进“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随迁子女就学政策。许多大中城市逐步放宽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门槛，使得我市更多农民工有能力、有决心将孩子带在身边，在打工城市接受教育，从根本上减少了亲子分离的现象。
2、经济驱动力：务工收入的提升与家庭策略的转变。 随着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稳步提高，部分长期在外、工作稳定的务工者，其家庭团聚的经济能力与意愿同步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寄钱回家，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举家迁徙”来给予子女更完整的家庭教育和城市资源。
3、本地化机遇：乡村振兴带来的就近就业可能。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下，我市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逐渐发展，创造了许多非农就业岗位。这使得部分父母可以选择留在家乡或在本县市内务工，实现了“挣钱”与“顾家”的兼顾。
留守儿童绝对数与相对数双双下降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剩下的留守儿童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复杂与艰难。他们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更差、或是在城市无人照料而被迫留在农村，他们不但面临的上学难、教育质量差等现实问题，还面临亲情缺失、监护不力、因同伴减少而更加孤独等心理健康问题。
（二）留守妇女：乡村人口中最坚实的力量
我市留守妇女的数量从2020年的17342人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16842人，降幅为2.9%，变动相对平缓，尤其是与常住人口总量10.7%的降幅相比可知，留守妇女在乡村常住人口中所占比重是增加的。
1、人口规模总量减少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受常住人口总量减少的影响，女性人口、乡村人口规模都会相应减少，农村留守妇女作为其中数，人口数量减少也是必然趋势。二是家庭策略的调整，部分留守妇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居后，为了夫妻团聚或子女教育，最终选择随夫外出。三是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需求，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新一代农村女性更渴望走出乡村，追求个人发展与职业梦想，而不愿被束缚在传统的留守角色中。
2、人口结构占比增加的原因两点：一是留守妇女是乡村社会真正的“顶梁柱”，她们肩负着农业生产、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三重责任，具有充分且必要的留守原因。二是乡村振兴的发展创造了很多适合留守妇女的工作岗位，让她们不用背井离乡也能增加收入。
留守妇女数量与结构变化，反映了家庭决策在城乡推拉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三）留守老人：“U型”波动中的养老困境
我市留守老人的数量从2020年的20212人，经历2022年的低点18894人后，在2024年回升至20076人，呈现出“U型”波动态势。这背后是多种力量的交织。
1、 乡村老龄化的自然加深。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体力衰退，健康问题及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影响纷纷返乡养老，从外出的流动人口转变为留守老人，直接推高了留守老人的基数。许多因考学、参军或其他原因外出的老人怀着对乡土的深厚感情，也希望年老时返乡，这也构成了留守老人数量的补充来源。
2、 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善。 随着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市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变化，通村公路、村内道路不断修缮提档，公交、公共厕所、自来水及燃气不断普及，垃圾、污水的集中处理覆盖越来越多的村落，乡卫生院、村卫生室日趋完善，乡村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乡村图书室、文化站、体育健身场所不断增加使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我市乡村正变的越来越宜居，越来越充满活力，不但留住了本想外出的老人，更是吸引了很多外出的老人返乡养老。
留守老人是乡村留守人员中占比最大的群体，乡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他们的经济来源、医疗保障、日常照护以及精神慰藉，都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中最为棘手和迫切的问题之一。
三、 乡村初级教育布局：萎缩、集中化及原因探析
与人口外流，特别是学龄人口减少相伴生的，是乡村基础教育资源的深刻调整与大幅收缩。
（一）乡村小学：“撤点并校”与教育公平的权衡
数据表明，设有小学的行政村数量从2020年的565个减至2024年的402个，降幅高达28.8%。这一现象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撤点并校”政策的延续，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生源枯竭的直接压力： 常住人口的锐减，尤其是年轻夫妇的外流，直接导致适龄儿童数量断崖式下跌。许多村级小学（教学点）生源严重不足，一个年级可能只有几个学生，甚至没有学生，学校难以维持正常教学，教师资源也极度浪费。
二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追求： 分散、小规模的村级小学往往面临师资力量薄弱、课程开设不全、教学设施落后等问题。通过“撤点并校”，将学生集中到乡镇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有利于整合有限的教育经费，配备更专业的教师，开设更丰富的课程，从理论上保障了农村学生接受更优质、更现代化教育的权利。
三是政策导向与地方财政的约束： 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下，各级政府出于压缩教育运营成本、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考虑，推动了对分散教学点的合并。
然而，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低龄学生不得不每天长途跋涉，或被迫在校寄宿，这不仅增加了交通安全风险和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对低龄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催生了父母在乡镇陪读的“校边留守”现象，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的乡村家庭结构。
（二）幼儿园与托儿所：覆盖面的矛盾性收缩与早期教育的短板
幼儿园（托儿所）的数据更具冲击力，设有幼儿园（托儿所）的行政村从2020年的761个降至2024年的488个，降幅达35.9%。这反映出三个问题：
一是生源基础的瓦解： 与小学相比，幼儿园的生存对生源数量的要求更为“脆弱”。3-6岁幼儿数量的快速减少，使得村级幼儿园最先难以为继。
二是市场化运营的困境： 很多乡村幼儿园属于民办或集体办，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学费收入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自然选择关停。
三是公共服务的滞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公共财政支持的普惠性幼儿园多集中在城镇，无法覆盖到最基层、最分散的村落，村级早期教育服务供给出现“真空”。
这一变化意味着，对于广大乡村家庭，尤其是留守家庭而言，幼儿“就近入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早期教育的重任几乎完全落在了家庭，特别是留守妇女和老人的肩上，而他们往往缺乏科学的早教知识与能力，这可能导致乡村儿童在人生起跑线上就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四、困境与思考：如何打破恶性循环
乡村留守群体与初级教育的变化，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复杂系统。
（一）恶性循环的风险： 人口外流 → 生源减少 → 学校撤并 → 教育不便、成本增加 → 加速年轻家庭人品外流 → 乡村进一步空心化。而乡村人口空心化是我市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 相关建议
1、 推动“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深化户籍、社保、住房等综合改革，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能真正在城市“落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从源头上减少留守现象。同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在乡村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吸引部分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2、实施精细化、人性化的乡村教育服务供给： 在教育布局上，应在“效率”与“公平”、“集中”与“就近”之间寻求更精细的平衡。对于偏远地区，应探索保留必要的“小微学校”或教学点，尝试发展安全、廉价的校车服务，减轻家庭接送负担。
3、构建留守群体综合支持体系： 整合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建立常态化、专业化的关爱服务机制。例如，学校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住校与就餐服务；为留守妇女提供技能培训；为留守老人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长治市这五年的数据反映了人口规律及政府政策作用下乡村留守儿童的减少，小学与幼儿园的萎缩，反映了留守妇女与老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挣扎。乡村的未来，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长治市乡村振兴必须牢牢守住社会公平的底线，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注重乡村留守群体，审慎规划乡村未来发展，做好乡村公共服务，让乡村焕发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